安徽保监局组织召开全省保险行业协会会议

这就是我们至今一直坚持的党指挥枪。

群众的意见，不外是几种情况。而法治下的行政在本质上是一个对话与互动的过程，如美国于1946年制订的《联邦行政程序法》明文规定了联邦行政机构在行使制规（Rule making）和裁决（Adjudication）权力时所必须提供的公共信息（public information），包括对各行政机构的组织、职能与程序所要求的描述、行政决定的程序与实体规则、机构所采取的政策及其解释、以及争议终审裁决中的多数与少数意见等。

无论采用何种方式，从事风险评估的人员必须职业化、专门化和法定化以及可归责化。但是，并没有规定这一法定程序必须包含风险评估环节。早在三十年前，吾人就认识到：群众有气就要出，我们的办法就是使群众有出气的地方，有说话的地方，有申诉的地方。风险评估指标体系构建固然重要，但如若没有硬法的保障则不足以自行。[6]判决必须说明理由这一原则今天极为牢固地树立了，在意大利，宪法本身就此作了规定。

由行政主体单向度指向行政相对人的命令式执法，固然在维护社会秩序和保障公共安全方面发挥着必不可少的作用，但在社会交往频繁、利益关系复杂、矛盾冲突多样的现代社会里，这种方法已经暴露出明显的缺陷，时常是维权不足、侵权有余。理指的是被社会公认的原理、公理、定理和道理。可见在事实上根本不平等。

主张司法要脱离党委的组织领导。比如，有些地方背离科学发展观的要求，搞个人政绩工程，搞劳民伤财工程，并因此强制拆迁、强制征用土地等，这些都不能代表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。列宁曾经讲过：对我们来说，大多数人的意志永远是必须执行的，违背这种意志就等于叛变革命。参见时显群：《西方法理学研究》，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51页。

[15]显然，无论是列宁还是董必武同志都反对死板硬套地执行法律。资本主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，从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来看．并不太愿意照顾弱者。

（七）在检法关系上坚持既要相互制约，又要相互配合。即如果要判一个人死刑，需要问所有的大臣，要问邦国国民，各方面都同意，然后才可以判处死刑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党和国家的政策体现人民的意志和要求，代表人民的利益。司法基本价值与职能作用才能得到更为有效的发挥。

和谐司法，也更有利于纠纷的及时了结。才可以变通或超越法律。总之，作为司法者，既要重视法律规范的字面意义。最后．还必须注意协调局部利益、现实利益与整体利益、长远利益的关系。

另外，从国际共产主义实践经验来看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及其国家之性质，均特别强调它们是代表人民利益的。当然，在有些情况下，由于当事人的举证能力所限。

同时，在诉讼过程中，严格遵守法定或正当程序，审判主体和诉讼主体均正确、正当、有效地行使权力和权利、履行职责和义务。我们主张减刑假释要公平，实际上就是对罪犯实行公平待遇。

[20]董必武同志曾对党内有些干部不把法律法规放在眼里，多次提出过批评，他认为教育人民守法首先要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开始。如果法官机械地死抠法条字义，通常只能实现形式公正，而在实质上并不公正：只有在办案时融会贯通法律的原则和精神，才能使公正形神兼备。通过类推方法增强法律的灵活性。要认真研究民意表达机制如何合理纳入司法考量的问题，以尽最大可能地避免司法裁判与社会期盼脱节的现象。除了要严格依法司法以外，社会主义司法还有一个和谐司法的问题，尤其是在当前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形势新要求下，和谐司法显得更加重要。其次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，司法过程是完全可以恢复客观真实的。

也不能搞阶级斗争扩大化。[23]转引自孔祥俊：论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，载《法律适用》2005年第1期。

因此，必须理性地看待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关系。上世纪末兴起的司法改革浪潮中，又出现了过分要求重程序而轻实体的问题。

另一方面，司法人员也要善于做法律之外的工作。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并发表了全会公报。

[30]因此，必须做到宽以济严、严以济宽、宽严适度。当前，加强调解工作，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，更好地服务党的事业的必然要求，是维护社会稳定、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法：是切实保护人民权益，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必然要求，是保障当事人诉讼主体地位、兼顾当事人当前和长远利益的有效方法。可见，恩格斯强调适用法律要抓住法律的原则和精神，而不能只顾及法条的字面意义，这是十分正确的。为人民撑腰．为人民解除疾苦。

6．必须符合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要求。（六）在行政救济方面坚持监督与保护的双重目的。

因此，司法必须在依法纠错与法律的安定性、社会关系的稳定性之间保持一定的平衡，并建立相应的利弊权衡机制。所以．法律落后于社会现实具有绝对性，而完全符合社会现实只具有相对性。

同时，也要看到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，作为司法的基本价值体系应当重在建设，应当在建设中进一步得到验证。法官必须服从社会生活中对秩序的基本需要。

要处理好普遍正义与个案正义的关系，从法的角度说，就是要尽可能做到疏而不漏．广而不繁，同时理性地赋予裁判者以适度的自由裁量权。当前，在诸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纠纷中，相当一部分体现为行政机关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矛盾和争议。设计科学的程序既可以保证实体的正确，又有助于效率的提高，既可以使审判权的行使受到监督，又有助于双方乃至于社会达成共识。中华民族的司法，历来比较尊重社情民意。

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。这些矛盾和争议解决得好，就会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动力，解决得不好，就会成为阻力。

[11]当代不少西方的法学家也开始对司法的完全弃政治化表示不予认同。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学说．共产主义的实现过程是刚性法逐步让位于柔性法的过程。

与此同时，法律必须强化对酌处权行使的规范制约与监督，防止判断余地权、自由裁量权的滥用。中国之所以在几十年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让世界刮目相看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立法与司法始终高度关注公共利益，高度关注社会发展，关注绝大多数人的幸福和富裕。